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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正与司法的被动性

作者:
陈瑞华
发布时间:
201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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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章仅供学习与参考,版权归原著所有,如有侵犯,请联系删除。

司法公正与司法的被动性

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法院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堡垒”,其天职是以符合正义的方式解决各种社会争端和纠纷,是每一个为维护个人权益而诉诸司法的人能获得基本的公正对待。要完成这一使命,法院必须在发生争端的双方之间坚守中立,既不偏袒乙方,也不歧视一方,更不直接介入控辩双方之间发生的争端,帮助乙方对另一方实施攻击或者防御。法院只有保持这种中立无偏的地位,才能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外观上具有公正的形象,取得控辩双方的共同信任,从而以人民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社会正义。

根据司法裁判活动的普遍规律,裁判者的中立地位与司法裁判的被动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什么是裁判者的被动性呢?用诉讼法学的专门术语来解释,就是所谓的“不告不理”。德国学这将司法裁判的这一特征直接称为“控告原则”。在美国学者格雷看来,“法官是一种由某一有组织的机构任命,并应那些向其主张权利的人申请而确定权利和义务的人。正是由于必须有一项项他提出的申请他才采取行动这一事实,才将法官与行政官员区别开来。”可以说被动性是司法活动区别与经常带有主动性的行政活动的重要特征之一。

裁判者的被动性首先体现在司法程序中的启动方面。其基本要求是,法院的所有司法活动只能在有人提出申请以后才能进行。没有当事人的起诉、上诉或者申诉,法院不会主动受理任何一起案件。同时,法院一旦受理当事人的控告或者起诉,其裁判范围就必须局限于起诉书所明确载明的被告人和被控告的事实,而决不能超出起诉的范围去主动审理未经指控的人或者事实。

显然,保持被动性的司法权具有明显的对控告请求进行应答的特征。正是基于这一点,人们通常又将之中被动性直接称为“应答性”(responsiveness)。这种司法裁判权尽管有时显得较为强大,但其裁判范围却不能由其自行加以确定,而掌握在控告者或其他诉讼请求者手中。

司法裁判权的被动性不仅体现在第一审程序,也体现在上诉审核再审程序之中。我们注意到,无论在英美还是大陆法国家,尽管上诉审的审计设置以及上诉审法院在就未生效判决进行重新审查时,几乎无例外地都要受制于上诉申请的事项范围。换言之,上诉审法院对于控辩双方未曾提出异议的裁决内容,一般均视为已被双方接受,而不再进行审查或者做出重新裁决。对于初审裁决结论,控辩双方如果并不持有任何异议,而在法定上诉期放弃上诉权,那么上诉审程序也就没有必要发动。与此同时,两大法系国家的再审程序尽管各具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任何法院都不得自行撤销一已经发生法律效率的裁决,从而启动在审程序;再审只能由检察机构和被告人双方申请启动。

司法权的这种被动型不仅体现在实体性裁判之中,而且体现在程序性裁判活动中。法院无论是就警察的逮捕、搜查、扣押、羁押等进行司法授权、初次听审,还是就羁押者的申请进行司法审查,都只能在有人提出诉讼请求的前提下进行。换言之,为那些权利受到侵害的人提供救济的司法审查,本身就是一种被动型的制度设计:没有有关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会进行这种司法裁判活动;法院对那些程序性事项的合法性审查,也主要局限在申请者提出的诉讼请求范围之内。

那么,法院在启动司法裁判程序方面为什么要保持被动型呢?这可以从以下几点得到解释:

1)只有被动的运用司法权,法院才能真正在争议各方之间保持中立和不偏不倚。而主动地发动裁判程序,或者主动将某一事项纳入司法裁判的范围,只能使法院丧失中立裁判者的立场,实际帮助案件的原告或者被告与对方进行诉讼抗争。

2)法院不主动干预控辩双方之间的诉争,可以为双方平等地参与司法裁判过程,平等地对法院的裁判结论施加积极地影响,创造基本的条件。

3)法院不主动发动新的诉讼程序,有助于裁判的冷静、克制和自律,防止出现裁判者在存有偏见、预断的心里预期的前提下,进行实质上的自我裁判活动。按照拉德布鲁赫的说法,如果裁判者同时也是控告者,就必须由上帝担任辩护人。

4)司法权的被动型是确保裁判过程和结论获得争议各方普遍认同,使得裁判者的公正形象得到社会公众信赖的基本保证让之一。

从司法裁判的被动型出发,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思考法庭审判的价值究竟何在的问题。本来,就民事诉讼而言,当事人在将案件提交法院之前,可能已经求诸和解、调解、仲裁等各种非诉手段,最后诉诸司法程序可能完全属于不得已的事情。而就刑事诉讼而言,公诉案件在法院受理之前,都会经过侦查机构的侦查和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活动,并在这些机构认为具备起诉条件之后才会移送法院起诉。可以说,司法裁判要么成为当事人维护自己权益的最后一线希望,要么成为决定受国家追诉的个人最终命运的关键阶段。而国家建立司法裁判制度的最大目的,就在于通过法院和法庭这一窗口,给予每一个公民以公正的关怀,对每个人的权益给予同等的关注;即使对于那些依法必须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人,也必须尊重其人格尊严,给予其充分的争辩、理性的协商和有效的防御机会,防止其成为消极等待国家处理、被动承受国家追究的诉讼客体,或者沦为被社会和国家用来实现其整体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只有这样,社会公众对于国家的法庭、法院、司法程序甚至法律制度才会产生自觉自愿的尊重和信任,并具有维护这一法律制度的良性动力。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不应仅仅强调公民对自己权威的服从,而更应考虑如何保证他们得到基本的关怀和重视;而对于每一个公民而言,在自己的权益面临威胁的关头仍能得到国家的尊重和宽容,自己就会更加主动地维护现有的秩序。可以说现代社会的诸多矛盾、冲突、争端,如果能被合理地吸纳进司法裁判活动的轨道,并按照法律程序的逻辑进行消解和处理,那么许多政治性的问题都可以化解为法律问题,公正的法院会替代政治权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风险。换句话说,公正的司法裁判制度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

分析到这里,读者就不难看出在我国进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了。说其必要,是因为大量有违程序正义的做法甚至制度正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组织的奉行,这些做法和现象实际属于另一类型的“司法不公”;说其艰巨,是因为司法实践的现实实在与现代司法裁判活动的基本规律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人们不得不面临着在迁就现实与批评现实中寻求平衡点的问题。不过,面对日益功利化的法律制度实践,确实需要有一种冷静的道德评判,也需要为司法改革提供一些基本的价值评价标准和尺度,以裁判者的中立性标准为例,你可以批评其模糊性和相对性,却不能怀疑其客观性和必要性,尤其不能否认存在一些最低限度的中立性尺度。

然而,如果按照被动性的原则重新加以衡量的话,那么法律的不少规定其实都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其一,根据有关的司法解释,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就意味着,法院可以在未征求控方意见的情况下,直接判定被告人犯有起诉书未曾指控的新罪名,实际充当起第二公诉人的角色。这既剥夺了被告人事先获知指控罪名和理由的权利,也剥夺了被告人进行防御准备的机会。

其二,根据司法解释,二审法院发现一审法院对被告人的量刑有畸轻情况的,应当根据上诉不加刑的原则,维持原判,但可以在二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之后,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从而加重被告人所应受到的刑罚。法院这种通过主动提起再审而实现加重被告人刑罚,从而使被告人受到不利对待的做法,显然违背司法被动型的基本原则。

其三,根据现行诉讼法的规定,二审法院一旦接受上诉或者抗诉,就应对案件在证据采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审查,而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这种所谓的“全面审查”原则不仅体现在刑事诉讼中,而且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也得到了贯彻。

但很显然,二审法院对于一审裁判中未引起控辩双方异议的部分都自行加以审查。这实际意味着法院成为主动提起诉讼的一方,背离了司法被动型的全部原理。

其四,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案件要经过专门的死刑复核程序,而这种程序的启动全却不属于控辩双方,而是在下级法院直接向最高法院或者高级法院进行行政性的报批后自行运转。这种死刑复核程序的启动方式,带有极强的行政化色彩。

其五,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各级法院院长、上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确有错误”按照法定程序提起可导致再审的审判监督程序。在这一制度和实践中,法院所获得的或许是个案中的“正确裁判”,但它所丧失的则是基本的中立地位,以及作为司法裁判者所本应具有的公正态度。

类似这种违反司法被动性的例子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或许,为了寻求司法公正,我们一方面需要对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司法惯例进行深入的检讨,另一方面也需对存在于制度背后的理论和观念进行全面的反思。在笔者看来,维持司法的被动性,可以确保裁判者保持中立、超然的诉讼地位。而司法裁判者的中立性和超然性,对于实现程序的正义而言,属于最低限度的价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