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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运输毒品近两万克,二审改判死缓刑

日期:2018年9月6日 11:10

                                                                                                                                                                                                                                                           王绍涛律师手记
2017年8月,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受云南司法厅法律援助工作管理局指派,指定王绍涛律师、陈加玲律师、李青律师、李娴玥律师作为马某、马某某等四被告人二审的辩护人。
一审判决显示,马某,马某某等四被告人受人指使,运输毒品从缅甸前往中国永和江岸入境时被捕获,并当场从被告人马某背的背包内查获毒品甲基苯胺(18015克),上述事实,有抓获经过,称量记录,被告人供述,检验报告等在案 佐证 ,从而认定被告人马某、马某某等人均成走私、运输毒品,并判处被告人马某死刑,判处被告人马某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另两名被告被判无期徒刑。


咋一看一审判决书,毒品数量巨大,证据确凿充分,这样的案件还有什么辩护空间呢?
阅完卷宗材料,大韬所四名律师前往临沧看守所会见自己的当事人。
马某,一个看上去五十岁左右,老实巴交的缅甸农民,基本上能过通过汉语交流。当我告诉他,我是接受中国政府的指派 ,作为他的法律援助律师,免费的,他不用出一分钱,但我绝不会因为是法律援助就降低服务标准 ,一定会尽一切的努力为他进行辩护。这位老男人竟老泪纵横,连声谢谢。
通过阅卷 ,会见,研究一审判决,得出一个结论,本案被告根本就不能判处死刑,于是我提出一下辩论观点:
“本案在一审阶段认定的事实错误。”
“本案在侦查阶段出现了严重违法,导致本案证据出现严重瑕疵,只是本案没有达到刑事案件要求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此情况下,判决被告人马某有罪且判处死刑显然是错误的。”
“本案中以走私。运输毒品罪判处马某死刑,即违反程序法的规定,也违反实体法的规定。”
“本案中被告人马某所起的作用是最弱的、身处的地位是最低的,若判处死刑则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条的罪刑相适应原则。”
特别是辩护词中那一段掷地有声的辩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仅是针对中国人,也包括适用中国法律的其他任何国家人,不管这个国家是强是弱,或富或贫。那么我想弱弱地问一句:如果现在坐在被告席上是一位美国人,我们能不能不通过其使领馆,在没有查清其姓名、年龄、国籍的情况下就判其死刑?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丝毫的犹豫,那么我们就在适用法律的上没有做到一律平等!特别是,我们是一个泱泱大国,大国就应该有大国的风范:这就是——不卑不亢,一律平等。
当然,我相信,在没有查清真实姓名、年龄就判处死刑,对于一个第三世界中几乎是最贫穷的国家,他的祖国不会提出抗议,他的家人也不会提出抗议,但是,作为他的辩护师,我要抗议!因为这是违法的。”
至今还让人心潮澎湃。
激烈的法庭辩护,使出庭的省检察院的检察官甚至感慨:怎么法律援助的案件,律师会这么认真。
两个月后,终审判决下来,马某由死刑改判为死缓刑,马某某由死缓改为无期徒刑。
为省高院法官们对法律的执着与坚守,点赞。

以下是律师辩护词及《判决书》节录。



被告人马某走私、运输毒品一案的辩护词
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绍涛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被告人马某走私、运输毒品一案,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接受云南省司法厅法律援助工作管理局的指定,指派我(王绍涛律师)担任被告人马某在二审阶段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查阅了全部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出席了今天的庭审,现发表以下意见,供贵院参考。
本律师意见归结起来即为:被告人马某运输毒品一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且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的证据固定方面严重违法,出现了严重失误,导致本案证据不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本案被告人身份信息尚未得到明确证实。因此,本案不应判处被告人马某死刑立即执行。
理由如下:
一、本案在一审阶段认定事实错误。
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2016)云09刑初365号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认定:“执勤人员上检查时,‘小贵州’趁机逃跑,被告人马某、马某某被抓获,当场从被告人马某背着的迷彩背包内查获外用薄膜和胶带包裹的毒品甲基苯丙胺片剂19块,净重10460克;从马某背的黑色背包内查获外用黄色蜡纸包裹的毒品甲基苯丙胺片剂13块,净重7555克。”
但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是:几被告人在沧源县永和口岸附近被抓获时,并没有当场进行称量和取样,而是在被告人被抓获后的第二天,事隔18个小时后,即2016年月11月9日19时才在临沧边防支队对查获毒品进行称量的,取样的,因此“当场”查获的仅仅是毒品可疑物,而不是准确的18015克甲基苯丙胺。一审判决用18个小时后称量的,取样的结果嫁结到抓获现场时,显然是在偷换概念。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二、本案在侦查阶段出现了严重违法,导致本案证据出现严重瑕疵,导致本案没有达到刑事案件要求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此情况下,判决被告人马某有罪且判处死刑显然是错误的。
侦查人员与2016年1月8日下午3时左右在沧源县永和口岸抓获被告人马某,当场查获毒品可疑物后,并未对查获毒品可疑物进行称量、取样,也未对其所携带的两个背包进行密封保存,只是将背包拉链拉上。2016年1月9日19时,也就是距离查获毒品18个小时之后,侦查人员在临沧市边防支队内又抱出两个未进行任何密封的背包进行称量,取样。
因为侦查人员将两个背包扣押后,被告人与两个背包人包分离达18个小时,又没有对背包进行封存,那么请问:如何证明2016年1月9日19时在临沧市边防支队称量所得18015克的甲基苯丙胺,就一定是马某2016年1月8日下午3时左右在沧源县永和口岸抓获时所背的毒品可疑物?如果不能证明这两者之间的同一性、唯一性,称量所得18015克的重量及取样鉴定所得甲基苯丙胺的定性、定量结论对被告人有什么意义?
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 对查封、扣押的财物和文件,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查封、扣押财物、文件的持有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查封、扣押清单一式三份,写明财物或者文件的名称、编号、数量、特征及其来源等,由侦查人员、持有人和见证人签名,一份交给持有人,一份交给公安机关保管人员,一份附卷备查。”
公安部《公安机关缴获毒品管理规定》第五条规定:“在案件现场收缴毒品时,应当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充分获取、及时固定有关证据。除特殊情况外,对收缴的毒品一般要当场称量、取样、封存,当场开具《扣押物品清单》,责令毒品犯罪嫌疑人当场签名,并由现场两名以上侦查员签字。有条件的,要对收缴毒品过程进行录像、照相,存入案卷,永久保存。”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云南省公安厅、云南省是司法厅2008年《关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刑事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第五条规定:“对查获的毒品,有条件的,应在毒品查获现场当场称量。不能在查获现场当场称量的,应与犯罪嫌疑人、证人当面对毒品进行封存和启封称量。”同时,在该《纪要》第三十条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两高一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现场提取、扣押等工作完成后,一般应当由两名以上侦查人员对提取、扣押的毒品及包装物进行现场封装,并记录在笔录中。封装应当在有犯罪嫌疑人在场并有见证人的情况下进行;应当使用封装袋封装毒品并加密封口,或者使用封条贴封包装,作好标记和编号,由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和见证人在封口处、贴封处或者指定位置签名并签署封装日期。犯罪嫌疑人拒绝签名的,侦查人员应当注明。确因情况紧急、现场环境复杂等客观原因无法在现场实施封装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及时将毒品带至公安机关办案场所或者其他适当的场所进行封装,并对毒品移动前后的状态进行拍照固定,作出书面说明。封装时,不得将不同包装内的毒品混合。对不同组的毒品,应当分别独立封装,封装后可以统一签名。”
侦查人员从被告人处查获装有毒品可疑物的背包之后,没有当场称量和取样,也未对查获的毒品可疑物进行任何的密封并经被告人的确认,当然也没有相关照片和录音录像能够证明公安机关对查获的毒品可疑物予以封存,由此无法证明毒品数量、毒品成分与被告人马某之间具有直接关联性。因这一侦查工作的严重失误,严重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毒品案件一系列的程序规定,以及《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导致本案没有达到刑事案件要求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此情况下,判决被告人马某有罪且判处死刑显然是错误的。

三、本案以走私、运输毒品罪判处马某死刑,既违反程序法的规定,也违反实体法的规定。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判处死刑只适用于年满十八周岁、不满七十五周岁的成年人。而在本案中,被告人马某的年龄、姓名等基本信息均属被告人自报,且国籍不明,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够证明马某是年满十八周岁而不满七十五周岁呢?当然,被告人自己陈述了国籍、年龄及其他身份情况,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在本案中,被告人的身份问题就是一个极需证据证明的事实。只有被告人供述而没有其他确实的证据,如何认定被告人生于1972年呢?当然,凭个人经验判断,我也能判断出被告人马某的年龄大概在40岁上下,但是一个人民法院的判决,尤其是一个关于死刑的判决,我们能够仅凭这种“估堆”的主观方式来定论吗?而且这不是战争时期,也不是两国交战时期,这样的身份信息是可以查清的。
因此,在没有查清被告人马某的身份情况之前,就判处其死刑,违反法律规定。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仅是针对中国人,也包括适用中国法律的其他任何国家人,不管这个国家是强是弱,或富或贫。那么我想弱弱地问一句:如果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位美国人,我们能不能不通过其使领馆,没有查清其姓名、年龄、国籍的情况下就判处其死刑?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丝毫的犹豫,那么我们就在适用法律的上没有做到一律平等!特别是,我们是一个泱泱大国,大国就应该有大国的风范:这就是-----不卑不亢,一律平等。
当然,我相信,在没有查清真实姓名、年龄就判处死刑,对于一个第三世界中几乎最贫穷的国家,他的祖国不会提出抗议,他的家人也不会提出抗议,但是,作为他的辩护律师,我要抗议!因为这是违法的。
最后、本案中被告人马某所起的作用是最弱的、身处的地位是最低的,若判处死刑则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条的罪刑相适应原则。
在贩买毒品的犯罪链条中,直接实施背毒、运毒、藏毒、吞毒的人,往往是该贩毒链条中地位最低的人群,他们完全是一个受人指使、受人摆布的人偶,自己背了多少,背的是什么毒品,背到哪儿,交给谁,一概不知。那为什么一个地位最低、作用最小,没有任何主动权的人被判处了最高死刑呢?这显然违反了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综上所述,本案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且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违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取证程序中出现严重瑕疵,导致本案证据无法做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本案被告人身份无法得到明确认定,在案件中所起作用最弱、所处地位最低。请求法院依法改判,对被告人马某不能适用死刑。

此致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绍涛
2017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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